读《光明日报》2月18日周长荣先生的《平步青云的马周》，文末说：“马周的品德主要表现在忠义方面。……《旧唐书》说：‘周临终，索所陈事表草一帙，手自焚之，慨然曰：管晏彰君之过，求身后名，吾弗为也。’在这一点上，马周比魏征高明得多，魏征曾经‘自录前后谏诤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’，唐太宗知道后很不高兴。”若就此认为马周比魏征高明，期期不敢苟同。
判断是非，首先要弄清什么是“是”，什么是“非”？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马周烧谏草对，还是魏征将谏草交给史官对？
魏征“自录前后谏诤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”，我们要弄清楚“起居郎”是干什么的，这才可以判断魏征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。起居郎置于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，隶门下省，其职务是凡皇帝法度，典礼文物，迂拜旌赏，诛罚黜免，皆随事记录以成起居注。有这么一段故事足以说明起居郎的作用，《资治通鉴》卷196载：“上（唐太宗李世民）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‘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？’对曰：‘史官书人君言动，备记善恶，庶几人君不敢为非，未闻自取而观之也。’上曰：‘朕有不善，卿亦记之耶？’对曰：‘臣职当载笔，不敢不记。’黄门侍郎刘洎曰：‘借使遂良不记，天下皆记之。’”褚遂良既然责有所司，连唐太宗的“不善”也“不敢不记”，则魏征将他前后谏诤言辞给了史官褚遂良，就不止是对李世民负责，亦且是对天下后世负责，正是极具责任心的表现，可谓至大至公之举！更何况“借使遂良不记，天下皆记之”呢。正是像这样的“不敢不记”，所以后来兼知起居注的杜正伦，就特地给李世民打招呼：“君举必书，言存左史。臣职当修起居注，不敢不尽愚直。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，则千载累于圣德，非直当今损于百姓，愿陛下慎之！”（《旧唐书》卷70《杜正伦传》）可见对于君主之言行，史笔直书，是匡君爱民，是何等重要的国家大事。这一点，连李世民自己也是赞成的。那么，魏征“自录前后谏诤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”，于国家人民之公，于李世民个人之私都不悖，则李世民之“很不高兴”倒是他的不对了。既是李世民的不对，魏征何以就不高明了呢？
是的，李世民当时知道此事极不高兴，但这是别有原因的。李世民的太子承乾无德，李世民要杜正伦侦察后回报。杜正伦在对太子“数谏不纳”的情况下，乃以他父亲的话吓唬他，正如杜正伦向李世民解释的，不过想“冀其有惧，或当反善”罢啦。李世民却怪杜正伦泄漏了他的话，便将杜正伦贬了。后来承乾谋反，李世民便借口他与魏征是一党，这才迂怒于魏征，不仅停止了自己女儿衡山公主与魏征大儿子的婚事，还砸碎了自己亲自为魏征所撰写的碑。其实这是如同火山的爆发，其积怨也久矣！关键还是那一句“会须杀此田舍翁”（见《资治通鉴》卷194）。亘在胸中多年，一下找到了突破口，总算出了一口恶气罢了！不过李世民终归还是李世民，没过两年，他在亲征高丽失败后，就追悔说：“魏征若在，不使我有此行也！”于是“命驰驿祀征以少牢，复立所制碑，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。”（上书卷198）则李世民之“很不高兴”，最后还是知道自己的“很不高兴”是错了。
要说历史上顶顶有名的“贞观之治”，若是没有魏征，不知是否还有此一说？这点李世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。有次他以极形象的比喻对魏征说：“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，何足贵哉？有冶锻而为器，便为人所宝。朕方自比于金，以卿为良匠。”（《旧唐书》卷71《魏征传》）则魏征作为“良匠”之“良”，自然不能排斥他为史官提供真实史料之正直行为。后来的史官许敬宗倒是和马周一个路子，“自掌知国史，记事阿曲。……高祖太宗两朝实录，其敬播所修者，颇多详直。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，”于是招来了诸多“论者尤之！”（《旧唐书》卷82《许敬宗传》）以至现在的《唐书》、《通鉴》中记唐太宗的事便有了许多不实之处，这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，使历史不得真实地昭彰于后世，就是他们这些所谓“不彰君恶”的人虚美所致！
马周历任监察御史、侍御史、直至官拜中书令，均职在纠察、掌外制及监起居注事，其所陈之事，无疑直接与贞观之世有关，既云“不彰君恶”，当更与李世民作为君主的言行有关。这是让后人认识初唐，特别是“贞观之治”极有价值的史料，他却一火而焚之！高明乎？不高明乎？所幸他还留下了两篇疏文，从这两篇疏文看，他之所以被惊之为“奇文”的，皆得力于历史，是以他动辄说“每读经史”，“历观前代”。设若前人都同他一样“高明”，不留下任何文字，何来经史？又从何而“观”？可见是历史造就了他，而他的这种行为，却有负于历史了！若是现在，我们完全可以判他一个“渎职罪”！我以为，他的这种所谓“不彰君恶”的举动，于他以及他的子孙来说，倒是绝顶的“高明”！但若作为一个国家的宰相来要求，则为可耻！马周与魏征自是两条道上的人，本不可同日而语。当年魏征就是因为直道而行，为小人所陷，李世民命人传话告诫他：“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”。他反而跑到李世民面前去特意强调：“臣闻君臣协力，义同一体。不存公道，唯事形迹；若君臣上下，同遵此道，则邦之兴丧，或未可知！”使李世民“瞿然改容曰：‘吾已悔之！’”（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）马周之焚谏草，正是魏征所鄙视的“唯事形迹”。魏征和李世民作过多少次交锋，以至李世民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几时总要杀了这个乡巴佬！”更何况李世民还公开说过龙有逆鳞，拂之则死的极具威慑力量的话，魏征怎不知危险就在眉睫！但他还是要这样做。马周冠冕地说什么“不彰君恶”，实则是魏征所耻于为之的“虑身”而“废国家大计”的行为！这种外君子而内小人的伪善姿态，就是孔子所谓的“乡愿”。马周之所以如周先生说的：“没有受过处分。可谓平步青云，一帆风顺，提拔之快，官位之显赫，宦途之平坦，在唐初官场中是不多见的”，其实际原因，恐怕主要还是这种“乡愿”造诣之高深。孔子说：“乡愿，德之贼也！”“乡愿”再圆滑世故，终不得混之为德。这点连李世民本人也是清楚的。对于魏征，他的评价是：“魏征殁，朕亡一镜矣！”而对于马周，不过是：“暂不相见，则便思之，”近乎弄臣而已。周先生引用了岑文本称马周的话，并不完全，忽略了他对马周评价非常形象的后半截。那是这样说的：“昔苏、张、终、贾，正应此耳。然鸢肩火色，腾上必速，恐不能久耳。”可见他之所谓的“奇文”，在他的同时的人，都已有了深刻的认识，只不过如苏秦、张仪、终军、贾谊之徒，徒逞口舌之利，正所谓“听之靡靡，令人忘倦。”是中听不中用，所谓“腾上必速，恐不能久”的。一类乎弄臣，一则为“镜”，为“良匠”，是以一不能暂离，一则敬而远之的吧！然爱的未必就“高明”，而敬而远之的未必就不“高明”，这是不能以世俗的眼光来判断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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